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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反对5G的N种原因


10月初,法国5G频谱拍卖在疫情造成的延迟以及质疑声中完成。实际上,部分舆论、地方官员和非政府组织呼吁延迟部署的理由主要可归纳为对健康、环境、生活方式和隐私的忧虑。法国各行各业人士(政/学/企业界)也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欧时从中挑选了部分有代表性的言论,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质疑声1 - 环保派激烈抨击


9月,法国环保派、左派要求暂缓5G建设的声势颇大:约70位政治人物投书媒体,要求“至少在2021年夏季之前暂停5G部署”。其中,署名者包括 “不屈的法兰西党”党魁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以及一批法国大城市的新环保党籍市长。

他们的主要不满在于,政府在决定拍卖前“既没有进行对气候、环境影响的研究、也没有任何公众咨询”。除了暂缓部署,他们的提议还包括“举行关于5G及数字应用的自发的来自民间的民主辩论”。同理,社会党头号、二号人物也要求进行“一次真正的辩论”、进行“去伪存真”的研究工作。




法国各界对5G的质疑主要可归纳为对健康、环境、生活方式和隐私的忧虑。 (图片网站pixabay)


曾呼吁就5G问题进行全民公投的“不屈的法兰西党”籍议员鲁芬(François Ruffin)还指责总统马克龙在这个问题上“出尔反尔”以及在公民气候公约中避开了5G问题。 绿色和平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环保组织也表示,气候公约实际上已提议暂停部署5G。

除了左派,右派共和党的30多名议员也在5月呼吁调查5G对健康的潜在影响。

不过,法国政府没有选择等待全国卫生安全署(Anses)原定于2021年3月推出的调研报告,而是继续推进部署。不仅如此,总统马克龙还讽刺地将反对者比作 “回到油灯时代”的人。


而这个比喻又继续引发了一连串口水仗:格勒诺布尔市长皮埃勒(Eric Piolle)点评道,马克龙的说法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夸张表现”,但“新自由主义已不再符合当今社会的期待”。反过来,政府也赋予了5G怀疑论者更多政治动机:例如,一名政府成员表示,反对者是在为大选拖延时间: “暂停部署的要求其实和2022年大选有关。他们说:只推迟一年、不会推迟到总统选举。但他们真正想要的,恰恰是确保这能成为大选议题”。


质疑声音2 - 企业界: 向德国看齐!


法国企业主勒莫因(Philippe Lemoine)的角度则有所不同,他反对的不是5G、而是法国5G的部署方式:以邻居德国为例,勒莫因认为侧重部署民用5G根本是“本末倒置”,且这一选择充分暴露了法国大企业在转型方面的惰性!


为什么这么说?勒莫因先强调,德国是推动5G建设态度最坚定的欧洲国家,但此“5G”非彼“5G”:德国极为重视的是工业转型层面的5G应用(如工业4.0、“未来工厂”), 也因此给予了西门子、汉莎、大众等企业相当大的自主权、支持其局部部署计划。相比之下,德国虽未排斥大规模建设民用5G网络、甚至拿出70亿资金放在台面上,却将后者摆在了次要位置。


另一方面,在勒莫因看来,法国政府对5G的宣传完全“跑偏”、本末倒置:官员们首先强调5G让普通用户享受更多便利,其次才提5G在工业创新中的作用。他认为,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法国大企业做不到利用5G来进行数字化转型,因此索性 “懒惰地”放弃了像德国那样优先发展局部5G工业计划的选项。照这个逻辑, 真正“生活在油灯时代”、因循守旧的人,很可能不是那些持保留态度的环保分子。


总之,勒莫因“痛心”地指责法国“被这些大企业给拖累了”,还数次发出“灵魂叩问”——准备好效仿德国转型了吗?


质疑声3 – 社会学者: “进步不是单向车道”


看完企业家发言,我们再来看看哲学家的思考。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力求 “使科学融入社会现实”,还于2013年获得霍尔伯格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


今年3月法国封城期间,拉图尔曾发文称可将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看作是促使人们应对气候变化、重新思考生存方式的预备活动。在近日发表的文章中,拉图尔并没有直接谈5G问题,而是评论了总统马克龙将主张延缓5G部署者称作落后“阿米什人”的言论:拉图尔认为,疫情让民众意识到,过往一些“非此不可”的做法,也许是“可有可无”、甚至“大可不必”的;不仅如此,封城还让一些人摆脱了“进步只是个单向车道”的执念。




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其实,拉图尔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思路转换:既然疫情和环境危机迫使人们审视 “固有的进步观”,那么人们更需要正视过往“为进步而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好好评估行动是否真正有益。他接连抛出了几个问题:发展只有一个方向吗?不急着往前,就该被贴上“倒退”标签吗?该继续盲目前进吗?


法国社会学家哈茨菲尔德(Marc Hatzfeld)也持类似看法,只不过言辞更为激进。说到这里,不禁想到欧洲高商(ESCP)战略学教授迈斯纳(Philip Meissner)呼吁欧洲支持技术进步、避免落后中美的言论。他直白地激励人们重拾“欧洲梦”,为欧盟公民提供“机会、自由、进步和更美好的未来”。


这些学者都在谈论发展,但显然他们对进步的定义和手段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


质疑声4 – 信息科学教授: 过度市场化不利于清醒思考


另一些持保留态度专家的矛盾心情可概括为——“虽然我们是‘阿米什人’,但不反对5G、只是想来场公共辩论”:


例如,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信息科学教授库佩乔(Marceau Coupechoux)在以实际数据吐槽5G建设和日常使用需要的巨大能耗后话锋一转,将批评重点放在了法国电信领域过于市场化的现状:他认为市场和赢利竞赛是无法为人们理清头绪、分辨技术真正的社会价值。


因此,有必要成立一种更民主的新型公共服务机构,使研究人员、工会、环境保护者和消费者等不同利益团体都能发声参与公共辩论、重新设计新技术的“打开方式”。这是比部署5G更大的挑战,也是真正的“转折点”。


爱丽舍宫前数字技术顾问卜乐东(Adrienne Brotons)、前政府数字技术顾问克里斯托弗勒(Paul Christophle)、公共法专家德罗西埃(Jean-Philippe Derosier)、前国家数字技术委员会秘书长苏富隆(Jean-Baptiste Soufron)的联合发声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个思路。


质疑声5 - 战略顾问: 5G操控生活?


比起5G能耗造成的环境影响,战略顾问高德罗(Hadrien Gautrot)显然对它创造的社会关系转变十分忧心。其结论可概括为——在5G世界,“万物互联”将给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但联网设备却未必是出于用户的利益而设计的。这一质疑不禁让人想起国民联盟欧洲议会议员朱文(Hervé Juvin)的疑问:“除了通过网络连接设备掌控用户的生活之外, 5G为用户带来的真正好处是什么?”


那么,高德罗具体是怎么说的呢?首先,他认为虽然万物互联可节省时间、优化资源利用(如自动驾驶汽车),但这也意味着人们将决策权“外包”给了设备和系统,后者因此逐步掌握难以想象的巨大权力。举个小例子,虽然智能冰箱在“弹尽粮绝”之前为你下单、智能牙刷为你预约牙医,但舒适的代价是自主权的丧失,正如一些数字平台如今已经靠算法越来越有效地对读者、消费者、选民潜移默化地施加掌控力。


其次,人们与物件的关系也会转变为“纯功用”的关系,社会从“所有权经济”过渡到“功用经济”。虽然自动化程度更高,但这些互联的日常物件反而不再像它们的“前辈”那样有“生命力”(即承载情感价值),也未必将用户利益摆在首位:它们主要为营销或保险等机构收集用户数据。


另外,物品的用途还会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创造力也会因此而受限。在这种强调“功用”的环境中,人也成了“物联网”中的一环。不仅如此,如果将此假设扩展到与人体最接近的设备,则我们对外界的感知、最私密的感受也会被“外包”,如视觉、听力、器官、思想、欲望。


高德罗还对海量数据库将由少数机构管理的前景表示忧虑。他认为万物互联会导致在社交网络已经观测到的“集中效应”在现实中进一步放大。这种权力的集中会带来风险,相比之下预期的收益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这种“系统性风险”呢?实际上,高德罗的这一悲观设想和法国畅销科幻作家Alain Damasio一样,都把智能科技看作越勒越紧的壳、人类某种程度上是作茧自缚。



来源: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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